驳的光影。阁内的长案上,整齐摆放着两类文书——左侧是五代的《藩镇将领任免册》(后唐李嗣源任邺都节度使时的任命状,仅需君主一人签字,可兼掌军政财),右侧是宋朝的《武将任职流程册》(需枢密院、中书省、三衙联合署名,武将仅掌统兵,无调兵权),一简一繁,清晰勾勒出乱世与治世对“武权”的不同态度。 年过六旬的赵仲(致仕后仍兼崇文院“五代史顾问”)身着素色儒衫,手持赵烈晚年编纂的《五代武人乱政考》,站在长案前,目光扫过围坐的文官与武将代表,声音温和却带着沉甸甸的历史重量:“五代五十三年,换了五个朝代,八姓君主,皆因‘武人专权’——郭威以邺都节度使逼宫,赵匡胤以殿前都点检黄袍加身,故大宋立国后,太祖、太宗皇帝定‘重文轻武’国策,以文官制衡武将,防乱之念,源于五代血泪。” 台下,...